现代生活离不开橡胶，从脚上的一双胶鞋，到一根导体线，到小得肉眼看不见和大到无法想象的卫星、战略装备等，都离不开橡胶。然而有谁知道，中国曾经是橡胶空白的国度，西方野心家千方百计对中国实行橡胶封锁，一些东南亚国家在美、英两国控制下，还订出了针对橡胶的苛严“封关”法律。如果没有橡胶，中国将会怎样？

　　为冲破西方的橡胶封锁，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秘密下达命令：从湖南省调集五万名青壮年向云南原始森林挺进。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迁徙在湖南到云南之间开启，一场史无前例、艰苦卓绝、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橡胶种植战役在云南展开……

　　祖国的召唤

　　现代人离不开橡胶，从脚上的一双胶鞋，到一根导体线，到小得肉眼看不见和大到无法想象的卫星、战略装备等。在人类文明的社会里，无论你处在地球的哪一方，站在世界的哪个角度；无论你是黄种人、白种人还是黑种人，只要你睁开眼睛，都会有橡胶。

　　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到现在，已有七万多种橡胶产品进入人类生活和科学领域。在各个国家需要橡胶，橡胶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物资的时候，《大英百科全书》第10版却这样记载：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赤道南或北10度以内。南纬10度至北纬17度以外的地区为种植橡胶的禁区。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整个东方没有一寸土地可以生长橡胶树。而中国，不说云南，即使是在最南端的海南岛，也处于北纬17度线以北。

　　应该说，橡胶的种植是人类共同的资源。但当年，西方野心家一边说中国不能生产橡胶，一边列出了封锁中国橡胶的名单。他们还宣布，一颗橡胶种也不流到中国，要让中国从此与橡胶远离，要让中国看得见却摸不到，让中国人世世代代做着橡胶美梦。一些东南亚国家在美、英两国控制下，订出了针对橡胶的苛严“封关”法律，莫说偷运成品橡胶，就是把一颗胶果、一截橡胶芽条带往中国，当事者都要遭受监禁、杀头。当年南斯摩洛号运载的3745吨橡胶成了中国从境外获得的最后一批橡胶。

　　1951年5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陈云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橡胶是战略物资，从朝鲜战争以来就不能进口了。海南岛可以种橡胶，但是数量极少，中国别的地方也有宜于种橡胶的，产量虽然不像海南岛那样高，但比没有强。我们是非常需要橡胶的。今后要尽可能多种。”同年7月，中央交给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一项艰巨任务：为祖国寻找适宜栽种橡胶树的地方。蔡希陶教授和刘佑堂等专家组成一支野生橡胶考察队进入云南。他们跋山涉水，不负重托，终于发现了西双版纳这块植胶宝地。

　　陈云同志高兴地说：“蔡希陶教授实地考察给了我们证据，建设的迫切也逼着我们要向禁区挑战。我们要在橡胶禁区种出中国的争气胶。橡胶事业又是一项国际事业，必须马上动手，时间不容许我们慢吞吞地干。”

　　有人把云南急需人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略加思索，果断地说：“我们家乡人多，可以调一些去开发边疆。”

　　就是毛主席这句话，中央秘密下达命令：调集五万名青壮年奔赴云南，去完成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特殊任务。湖南省委把调集五万名青壮年任务分配给醴陵、祁东、祁阳三县。1959年10月15日到12月20日的短短65天，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迁徙就从湖南醴陵、祁东、祁阳三县开始。

　　祖国的召唤来得那么快，祖国的需要来得那么急迫。俗话说，破家值万贯，即使万贯家产，和国家需要橡胶比又算得了什么？他们什么财产都不处理，毅然舍去一切。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湖南担任县长、公社党委书记、教师和医生，有的中学还没毕业。他们领着政府发给支边人员的一套衣服、一顶蚊帐、一床被子、一双解放鞋、一双袜子、一把锄头；挑着箱子、摇篮、坐椅；带着犁耙、风车、箩筐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囊，义无反顾地奔向云南。

　　一夜醒来，房门转了方向

　　如果说云南的西双版纳美如孔雀，那么橄榄坝傣乡就是孔雀开屏的地方。橄榄坝地处澜沧江与缅甸接壤低丘地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橄榄坝农场就在橄榄坝境内。为采访当年湖南祁东县带队干部、橄榄坝农场退休干部汪绪厚，我走进橄榄坝农场。

　　汪绪厚老人圆脸，腰背溜直，目光炯炯，脸上看不到八十岁老人应有的皱褶。

　　汪老告诉我，橄榄坝是傣语“戛啷坝”的谐音，“戛啷”是“害怕”的意思。据说侵略者曾经入侵橄榄坝，傣族妇女躲进深山老林，故此，橄榄坝成为人们害怕的坝子。他还告诉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漂亮集镇，当年是“若到橄榄坝，先把老婆嫁。汉人进坝，十有八九中瘴气、打摆子，活人进去，死人出来”。是转业军人和湖南人到这里建立农场，用锄头，一锄锄开垦出这个漂亮小镇。

　　汪绪厚老人的述说，把我带入1960年那个秋天。

　　1960年金秋，祁东县以谭先桃为营长，汪绪厚等五人组成领导成员，率湖南祁东1600多人去云南支边。他们乘火车、汽车，历经20多天到达橄榄坝，又开始步行去一队，在莽莽森林不见日的原始森林猫腰弓背行走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发现密林间有两幢茅草房。领队干部指着两幢茅草房说，到了，一队到了。大家傻了，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外跑。带队干部轻轻一句：你们知道怎么跑吗？大家又面面相觑，呆呆地站在行李边。

　　有人问：都说云南好地方，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倒还抓把花生。稻谷种在山上，辣椒搭梯子摘。可是香蕉在哪里？菠萝在哪里？花生在哪里？稻谷在哪里？辣椒在哪里？

　　“都在我们的手里，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汪绪厚站起来：“来之前我也想过，云南真像说得那么好，还叫我们去干什么？既然是支边，工作一定很艰苦。我们不要怕艰苦。”这时，汪绪厚突然想起了电影里的一句话：“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大家一路辛苦了，先休整三天。”带队干部从牛车上拿起一面五星红旗插在屋前头，说：“看，红旗飘扬，代表我们一队成立了！”

　　男人望着五星红旗，拖着瘫软的身子回房，十七八岁的女青年望着没门窗的房不肯进屋。汪绪厚好不容易把她们劝进房，有个两口子带小孩睡的床垮了，夫妻双双落地，大人闹小孩哭，室内无电无灯漆黑一团。

　　茂密的森林藤蔓如网，密不可分地把太阳遮没。天刚才还是亮的，转眼就黑了。大家抬头瞭望，只见稀稀拉拉的星光从屋顶洒下来。这时，有人说出一首顺口溜：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竹笆床，月光星星当头照，夜吹寒风透骨凉。还有人把竹笆床说成：“钢丝床，真凉爽，睡觉翻身吱吱响，夫妻说话莫隐藏。”

　　整个山坡似乎安静下来。半夜，有人起来开门，开门的动静使一根长竹连着的三间房都能听见。

　　忽然，远处响起“喝呼喝呼”的怪声，这是在湖南不曾听过的声音，大家个个吓得毛骨悚然。

　　汪绪厚想，是不是狼来了？是不是老虎来了？他准备出去看看，被他妻子拖住：“不能去，这不是狼声，也不是老虎。是象的叫声啊！象踩死人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喝呼声掺着小孩的哭声，此起彼落。一阵大风刮起，把整个声音埋没了，留给人们一个不眠之夜，一个胆战心惊的夜晚。

　　汪绪厚没有一点睡意，坐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雾气弥漫，晨曦升起的时候，汪绪厚起床迎接新的一天时，发现房的大门转了个方向。怪了，他沿着房子前前后后看，终于明白，这是风的功劳。大风吹得石头跑，一不小心房子倒。现在房子没倒可转了个方向。他走到芭蕉搭的住所，发现他们的被子蒙了一层露珠。

　　汪绪厚说：“你们赶快起床，先把被子晾一晾。”

　　他们没有晾被子，索性把被子用一根绳子捆起。

　　汪绪厚说：“你们这是？”

　　“我们回家。我们要离开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

　　一群人背着行李陆续站在他身后。

　　汪绪厚说：“既然来支援边疆建设，肯定要吃苦的。你们也看到了，农场才建立不久，我们怎么可能过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日子呢？转业军人在这里艰苦创业五年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啊！”

　　也许这句话触到了湖南人的心底。冷静下来的湖南人想，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人，绝对不能给毛主席丢脸。也是这句话，人心很快安定下来。

　　吃在山、住在山，

　　不完成任务不下山

　　1960年，国家农垦部颁发三大题词：大力开荒；大量定植；大干三五年，把我国建成橡胶大国。云南农垦系统种橡胶的农场及生产队把三大题词挂到会议室，作为奋斗目标。

　　要想尽快把蛮荒之地变成橡胶园，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开荒。这是我采访橄榄坝农场退休干部贺熙仕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贺熙仕，一米八的个子，国字脸型，身体很硬朗，一点也看不出是70多岁的人。如果不是听他说湖南话，我还以为他是北方人。

　　1960年，云南各农场开始总动员，突击开荒挖梯田。墙上到处可见“大干红五月”，“开荒一百亩迎国庆”等标语。橄榄坝农场为了加快开荒进度，农场场长刘殿富提出大会战，大干一个月不下山，完成梯田5000亩。大会战是吃在山上，住在山上，民兵训练在山上，托儿所在山上。

　　托儿所就在山上一块平地上，铺垫几块芭蕉叶，娃娃放在上面由一个妇女看守，便于开荒的妇女休息时喂奶。

　　大战前，橄榄坝农场职工个个像士兵一样在誓师大会上写挑战书、决心书，个个胸脯拍得当当响。橄榄坝农场各生产队派精兵强将去山坡安营扎寨，派炊事员把盐巴、铁锅背上山坡。山上男男女女砍竹搭棚架，砍芭蕉盖棚顶。一个生产队建一排工棚。晚上职工就在工棚磨锄头、砍刀，准备第二天战斗。

　　翌日一早，天还是一片漆黑，哨子吹响，人们摸黑起床，到炊事员棚里端早餐，点着煤油灯就着韭菜汤、空心菜吃早饭，天蒙蒙亮准备上山。云南是热带雨林，每年有一个旱季两个雨季。

　　雨季五个多月，有时半个月不见太阳。泥深路烂，成了开荒最困难的季节。男男女女提着锄头砍刀，穿戴雨帽雨衣上山，收工回家满身泥水，进屋放下工具就洗澡。旱季是半年无雨，上午大雾茫茫，山上灌木丛布满露水，边走边打露水，等到劳动地点，衣服打个透湿。中午吃饭脱下晒一晒，下午穿上。

　　旱季是开荒的最好季节，男人上身光着膀子，下身穿条牛头短裤，腰间系条长毛巾。女人就比较讲究了，上身却留件花衬衣，下身是宽腿黑裤。山上出现了剪着齐耳短发的是漂亮的大嫂，拖着一根又长又粗辫子的是姑娘。男男女女在山上分成若干个工地成“一”字形摆开，像是战前挖战壕的士兵，分散山上。

　　开荒首先是砍笆，山上全是苍松大树和驼背蓬竹。大树几个人牵手围不住、树龄有几百年；驼背蓬竹枝枝相连、藤蔓缠绕，大的有一两亩面积，小蓬竹也有房子大，砍倒特别困难。如果砍刀不快力不猛，看似软绵绵的竹枝就会把刀弹回来，刀印子都不留一个。砍竹子三天砍坏一把砍刀。刚开始砍，不是打了嘴巴就是被竹子划破肚皮。

　　山上，男男女女挖的挖，砍的砍，气氛严肃，只听锄头起落的噼啪声中，一块块土地在他们的脚下延伸。只看到姑娘们辫梢上花手巾系的蝴蝶结在她们腰部一扭一扭，就像蝴蝶在飞，成了每天特有的风景。

　　一粒胶籽，一两黄金

　　“一粒胶籽，一两黄金。”成为新中国橡胶发展历史上的一句经典台词。

　　农场老乡告诉我，最早要弄到胶籽比弄到黄金还难。最早种橡胶的海南岛，当初为了解决胶籽来源，中央考虑过动用多种渠道，曾秘密派人试图通过某种关系，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高价收购胶籽。可是，面对光灿灿的金条，没有一个胶园主敢冒杀头的风险卖给中国人一粒胶籽。中国只能靠自己了，靠从海南岛那些有限的老胶园里一粒一粒地捡拾落到地面的种子。而当年云南地上没有一粒种子可拾起，只有经过千辛万苦引种。

　　当时，云南林垦局对下辖工作站的方针是：通过各种途径，不惜一切代价从国外引进橡胶种。

　　经过一番努力，1953年，云南的橡胶种子再不用从国外引进，中国的第一橡胶基地海南岛可以供应种子。1956年，云南各橡胶农场建场后，从海南岛运进橡胶种子8.16吨，育苗124.86万株，成为云南垦区生产性种植的第一批胶苗。

　　1961年至1962年，湖南支边人和农场职工开荒橡胶林近15万亩。开了这么多林地，他们终于等来了从海南岛调动的20多万公斤种子。

　　渐渐，胶苗在农场职工的精心培植下长出树根和嫩绿的叶子，农垦人看到了希望。但正当胶苗茁壮成长，长成碗口粗、六七米高的时候，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命令下达了：砍掉实生树，改栽芽接树。

　　这个命令如五雷轰顶，在云南农垦各个种橡胶的农场炸响。

　　这命令是云南省农垦总局江洪洲局长为了改造实生树为高产树，决定通过芽接进行大田改造。

　　湖南支边人和农场职工想不通，这碗口粗，六七米高的橡胶砍了只能当柴烧，江老头是不是疯了？砍树那天，农场所有职工抱着橡胶树哭。

　　要砍掉自己一把汗水，一把泪水栽种长大的橡胶树，谁能不为之痛心，谁能不为之落泪。然而，这是云南农垦一次科学的革命性的战略决策。

　　技术员告诉大家，云南垦区栽种的橡胶都是产量很低的实生树。芽接树按现在的名词就是克隆，就是用克隆技术从国外、从海南岛引进了将近600个品系，就用这600个品系大量建立系比区。通过大面积种植以后，选出了四个品系，这四个品系推广以后产量就大幅度提高。现在生产单株达到5至6公斤，比原来提高5至6倍。1963年，省农垦局局长江洪洲同志走访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了解到海南大面积栽种的已经是无性系高产品系。他在专家的传授下，回到云南便决定从海南引进高产品系。通过芽接，对实生树苗进行改造，包括原来栽种的橡胶树，也全部进行芽接改造。

　　云南要推广大田改造，云南的优良品系芽条又必须从海南调运。1963年云南省农垦局采取重大措施，省农垦局组织20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时间，深入到海南20多个农场及3个育种站苗圃采集芽条，从海南大量调运国外高产品系芽条，空运芽条123架次，4920箱，共22万多米芽条直接用于芽接定植。

　　橡胶史上的这场绿色革命极为繁琐，对于刚刚成立不久，各方面都面临困难的农场更是艰巨无比，但又必须全力以赴。压力就是动力。为了尽快种出“速生高产”的“争气胶”，他们在植株30厘米处芽接，待芽片成活后，锯断芽接位20厘米以上的株秆，让嫁接上的芽片抽芽成长，挖苗上山定植。

　　人们都说湖南人是犟驴子，那得看是什么事。湖南人崇尚知识，尊重科学，同样也闻名遐迩。只要道理讲得通，他们会比谁都站得高看得远。他们认准芽接树是使橡胶高产的科学道理后，湖南人与农场职工一道，毫不犹豫地落实云南农垦的决策，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

　　胶乳的滴答声如跳动的心脏

　　李功卿当年从湖南来云南支边只有20多岁。他在西双版纳勐醒二分场三队当了几个月生产组长就提升为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长、三分场场长，在生产第一线一干就是24年。

　　老人告诉我：“1967年的一天，是勐醒农场二分场三队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湖南支边人来到云南八年后，终于宣布可以收割胶乳了。

　　当时，李功卿把全队职工召集到队部地坪。人头攒动，热气腾腾。

　　李功卿站在地坪台阶上宣布一个特殊决定：“经过党支部认真研究，决定在你们中间选出五名年轻的、工作表现好的、经过认真培训的、技术分达到95分以上的割胶工。”

　　农场职工就在想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职工们在开割之前都参加了胶工培训班，通过了严格考试。

　　当我问李功卿老人考什么内容时，他告诉我，考你技术怎么样，刀法怎么样，做事的时候是不是心无杂念。

　　我说：“割胶还要心无杂念吗？”

　　李功卿说：“当然了，你想别的事就容易割坏啊，伤到树皮就留下一个大疤。人家一棵树割两次，你就只能割一次啊。每个合格胶工的成绩必须达到95分以上，这样才能上山割胶。”

　　我知道，在湖南，一年种两季水稻，当年没看到丰收，明年可以再来。可这胶树一次就是八年呀！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没弄好要等下个八年。

　　那天台下的人都盯着他们的李队长。

　　李功卿捏着名单的手有点激动有点紧张，毕竟八年了。在与我的谈话中，李功卿讲到潘树群。

　　潘树群在农场胶工培训时经常自己加班练，别人休息了，他不休息。他技术考试100分。

　　当潘树群听到李队长念到他名字时，高兴得跳起来，“哎呀，有我咧！我可以割胶了！”

　　他赶快回家准备篓子，磨刀去了。

　　另外宣布的四名割胶工说，我们自己栽种的橡胶，自己割胶，好光荣的事啦！

　　老人告诉我，没有听到自己名字的人，有的当场就哭了，我就开导职工们，这是硬性指标，没办法的。如果割得不好，伤树多，产量低啊，你们继续努力吧！

　　这一天，他宣布的五位胶工成了队里最快乐的人。

　　凌晨两点，五位胶工穿好割胶衣，肩挑胶桶，头戴胶灯向胶林走去。那晚割胶工虽然只有五位，上山的却是全体职工。

　　在夜幕下的胶林，人们把白色的胶杯放在树干的胶架上，胶灯穿过胶树就像幕布上缀满了星光。胶工手握胶刀，弯腰30度，绕着胶树均匀平滑地推动，胶线流出的乳汁就像挂在天边的月牙儿，沿着月牙形的刀痕淙淙流出，滴入胶盅。

　　出胶了！

　　出胶了！！

　　出胶了！！！

　　第一个报捷的人那么急切，声音传达的惊喜，透着沧桑，声音却一声比一声大。他想让整个世界都知道。而此时，那些刚毅的、倔强的汉子抱头痛哭起来。这是湖南支边人种在心里的八年橡胶终于流出胶，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只有在这时，你才发现，能够这样地痛哭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只有在这时，你才发现，那胶乳的滴答声多么像人们跳动的心脏啊！

　　涓涓流淌的乳胶，它向世界昭示，中国人在橡胶的种植禁区北纬23度线以北地区成功生产出了橡胶，中国不能种植橡胶的魔咒再一次被打破。

　　从此，每天深夜，云南农垦有几十万把胶刀的割胶声在胶林里回响。每当万籁俱寂，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胶工开始上山，胶林中闪烁的灯光、吊床、胶桶，橡胶园里开始了劳动的喧嚣。他们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而是日落而作、日出而归。青春虽然过早离开了他们的脸庞，健壮的身体也因此染上了各种疾病，但在他们心里，却永远矗立着一座永远攀登不完的高峰。那就是他们提出的年创4吨、6吨、8吨、10吨、12吨干胶的口号,这口号在澜沧江畔回响。

　　结束采访时，我在思索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自主的橡胶产业，没有生产橡胶的辽阔腹地，我们无法想象中国将面临怎样的困境。在国际上，橡胶是国家实力较量的筹码，当年党和国家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农垦人的浴血奋战，流出了傲然世界的胶乳。谁也不要忘记这些平凡的农垦人创造了一页不平凡的历史，一页与共和国共同的历史。

　　（选编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