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川普的经济政策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是要对贸易采取更强硬措施，特别是在进口中国产品上——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希望用45%的高关税实施打击。

    各类流派的经济学者都对此政策嗤之以鼻，认为它是点燃贸易战争的火苗，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将会产生毁灭性影响。

    但这种惩罚性措施不受肯定的另一个理由是：它们的效果都不太好。

    过去35年中，美国对外国产的电子产品、袜子、钢材、汽车、太阳电池板等许多产品施以关税，并限制进口配额。有时这种关税政策会舒缓国内某一特定产业的压力，但更多时候，它们很少对刺激国内生产和就业产生长期影响，因为关税来得太迟、容易被巧妙规避，或者会随着进口源转向其他国家而变得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

    但那也没能让美国停止尝试。这些年来，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提起了无数不公平的贸易诉讼，并且也赢了一些。

    考虑到总统竞选活动中的反贸易语境以及公众全球化幻想的破灭，分析意见认为更多的贸易保护行动将出现。

    “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准备着提出更多关税和更严格的措施；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美经济分析师德里克·西赛斯说。

    对于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川普毫不留情地将责任推给中国，尤其责怪中国抢了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2015年，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当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3660亿美元。

    上周四，川普在其总统提名演讲中说，让中国于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的“巨大”错误，因为它提高了这位亚洲巨人的贸易能力。他发誓要停止中国“对知识产权蛮横的窃取”，还要阻止其非法的贸易倾销和汇率操控。

    但事情绝不会像川普说的那么简单直接。美国的总统不可能单边对进口货物施加45%的关税。根据现行美国法律，他或她只能对从另一国进口的产品施以最多15%的关税，期限在150天内，达特茅斯学院贸易专家道格拉斯·欧文说。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更严苛的政策。第三种对特定产品定制关税的方法则是由工会或行业协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不公平定价或补贴的起诉。该机构可以向总统建议特殊保护关税，后者需通过这些救助措施。

    中国轮胎就是这种保护手段的一个例子。

    2009年9月，奥巴马响应了一项工会的起诉，同意对从中国进口小汽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25%到35%的关税。

    乍一看这项措施起了作用。2010中国小汽车的子午线轮胎进口量较前一年降低了28%，跌至8.99亿美元。

    但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们却一拥而上填补了这一空缺。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的轮胎进口额翻了一番，不仅抵消了中国造轮胎减少的份额，甚至还有超出。

    2009年以后美国轮胎的产量如预期一样有所增加。2010年，美国小汽车和轻卡轮胎的国产量增加了近14%，扭转了几年来的下跌趋势，以上数据来自橡胶制造商协会。但轮胎的进口数量增加得更多，2009年到2010年期间增加了约18%。

    特里·斯图尔特是冶钢工人联合工会的律师，对中国轮胎的起诉案就是由他发起的，他辩称关税有助于稳定国内产业，2009年到2012年期间，许多工会工人都被召回了工厂。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却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该智库表示，关税拯救了美国国内1200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但在以更高的美国消费成本制造轮胎的同时，美国经济丢掉了约2500个零售业岗位。

    美国国内的轮胎产业不仅受益于关税政策，实际上还受益于2009年年中开始的经济复苏。制造业领头的经济复苏浪潮中，汽车和轮胎市场都跟着乘风破浪，进出口都有所增长。轮胎价格上涨还得益于其主要原材料石油价格的上涨。但是，轮胎涨价虽然让美国的制造商获益，却伤害了轮胎经销商的利益。

    另一个清楚明确的事实是，关税并没有扭转美国轮胎制造业的就业形势。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国内轮胎制造业的就业持续了长期以来的稳定下跌趋势 ——2012年是43197个岗位，而2007年是49715，2002年是63842，这一方面反映出了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时也反映了总产量的下跌。

    关税“对我们的影响很小，”基思·普利斯说，他是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的发言人，该公司总部位于俄亥俄州，是全美最大的轮胎销售公司之一，另外两家是普利司通和米其林。他说，固特异轮胎的质量和价格都比中国的要高，所以[中国轮胎]不对他们形成直接威胁。固特异目前在美国有6家轮胎制造厂，2012年时则是7家，目前该公司正在墨西哥建新厂。

    上文所提的保护关税在2012年下半年结束，从那之后，中国轮胎的进口量迅速恢复，这促成了对中国产轮胎的新一轮抵抗，相关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已于去年夏天生效。到今年5月，美国轮胎产量比去年增加了3%，但国外进口总量要更高一些。

    “通常当我的关税保护开始执行时，进口产品对我们市场的渗透已经太深入了，竞争力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要想扭转为时已晚，”亚洲经济专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兹说，他曾是里根政府的顶级贸易谈判家。此外，普雷斯托维兹表示，只要出口国对应地进行货币贬值，这种关税保护也是没用的，而这正式许多人对中国贸易操作的批评意见。

    在贸易历史中，人们经常将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摩托车的关税政策当作成功的典型。人们说，1983年开始实施的为期五年的45%关税非常的有效，它给了哈雷戴维森迅速恢复的空间，以至于等到第五年它甚至都不想要这关税保护了。 但达特茅斯经济学教授欧文却写到：“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进口救济和哈雷戴维森重振雄风并没有关系。”

    相反，欧文说，这家摩托公司的恢复要感谢其新的管理团队和经济的复苏。此前哈雷摩托遭遇了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两次经济衰退，这两次衰退严重打击了制造业和蓝领阶层工人，而他们正式哈雷的核心消费者。至于上述关税和相关的配额制度，欧文在《受责备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 under Fire)一书中说，它们对这家公司的影响很小。因为这部分关税针对的是引擎排量700cc或以上的摩托车，而铃木和雅马哈生产了699cc的版本将其巧妙规避。此外，本田和川崎当时已经在美国国内进行重型摩托车的生产了。

    “但即便保护政策对其调整的贡献很小，”他说，“[关税]逃避条款仍然成为了一种政治必要性，有助于维持国内对开放世界贸易体系的支持。”

    支持关税保护的人也会指出其利处。关税和配额会促使外国公司把制造工厂开到美国来。例如，它们促使车商从80年代开始在美国建立生产工序。正如普雷斯托维兹所说，“对进口的种种限制没能避免底特律丢失市场份额，但它们确实把工作机会和[货物]的附加价值从日本转移到了美国。”

    进口轮胎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以及可能的关税政策的威胁——也是美国近来新轮胎工厂增加背后的因素。5月份，韩国锦湖轮胎公司正式在乔治亚州梅肯市开了一家价值4.5亿美元的工厂，创造了约400个工作岗位。

    然而，华盛顿智库斯廷森中心的贸易专家威廉·芮恩施说，虽然关税保护的确帮助了一些公司，“很遗憾，[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关税保护这种生硬的手段可能会引起供给紊乱，或者物价升高，最坏的情况是导致对应出口国的报复，他说，“新的手段还在寻找中。”